当代艺术如何提前迈入艺术史？

　当代艺术可以写史吗？当代艺术史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写？书写艺术史作为一种确立经典的权力如何避免偏颇与片面？或者当代艺术史本身也是一种创作，永远做不到真正的全面与客观？1月23日，在东湖宾馆举办的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以跨界观察者的身份向与会的当代艺术史作者、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和美院教授们抛出针刺实质的发问。

　　由于个人知识背景的多样化、价值评判的差异化、事实材料的不全面性及缺乏时间沉淀，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尚无法找到超越一切的统一标准，对艺术作品、人物、事件的价值评价千差万别；甚至在尚未成为历史的当代，用史笔写当代的必要性也被质疑；进而触发书写当代艺术史意义何在的疑问。“当代艺术史的写作，恰恰可能是当代创作的一个部分，参与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建构。”李杨更看重多元性的书写过程与结果对当代文化的补充作用。而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负责人孙振华则说得更直接，“历史是个越弄越不明白的问题。但它至少可以满足好奇心，至少可以提供多元思考和答案，形成知识积累。”

　　“当代”与“历史”的书写矛盾

　　作为一个进行时的概念，“当代”可不可以被写成一部史？这是一个听起来都觉得别扭的问题。历史就是过去，当代就是当下，写过去叫史，写当下叫什么？所以李杨把“当代艺术史”视作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当代不应该有史，当代就是永恒的当下，当永恒的当下把自己历史化的时候，实际上又把自己否定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当代艺术与历史这两个概念不相吻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从学理辨析，“当代的概念是正在发生，还在继续。历史是结束了以后，我们回望。‘当代历史’在学理上不成立。”不过朱青生更愿意从历史这个概念所附着的态度来解释记录当代艺术的必要性，“在当代未必不可以引用历史的态度来研究问题。研究问题可以有一种批评的态度，也可以有一种鉴赏的态度，这是艺术的态度或者是思想的态度。在这之外，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理性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学院的态度，也就是历史的态度。”

　　尽管当代艺术史存在着学理上的自相矛盾，但现实中，被赋予“当代艺术史”概念的著作不少见，例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吕澎的《中国当代艺术》，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的《越界》等。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彭德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艺术史”，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史的写作至少为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和收藏家提供了思考方向和参考依据，至少为市场提供了专家意见，使其降低盲目性。但彭德坚持认为有些人不能写史，“首先艺术家不能写史，策展人写史非常危险，批评家写史也不适宜。当然也有一些自我控制能力特别强的人，比如说吕澎、鲁虹，他们在写史的时候清楚自己作为策展人的形象，清楚自己作为批评家的个人趣味，但这毕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吕澎的《90年代中国艺术史》，写得太冲动、太匆忙，遗漏太多，历史著作应该在很平静的长时段里才能写好、写到位。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当代艺术史写当代，你是当代的参与者，你是当代艺术的组成部分，不可能在不匆忙的状况下写出来，关系很难处理。”

　　你凭什么来书写当代艺术史？

　　按彭德所说，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都不适合写史，那么还有什么人能来写当代艺术史？“实际上把艺术史的路给堵死了。”孙振华承认彭德的本意是要寻求一个客观、全面、排除个人色彩的当代艺术史书写模式，但排除了那些最了解艺术的群体后，谁又能写当代艺术史？好的艺术史的书写标准又是什么？

　　“无论是艺术史还是文学史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李杨以文学史的书写为例，令当代文学史书写者困惑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必须定义什么是经典，什么样的作品、作家才能写到文学史里？“你写哪一部和不写哪一部怎么选择？这就是文学史的权力。以前没有这么清晰、强烈地认识到文学史是一种权力，因为它确定了经典、确定了规范，它对文学进行了规训，赋予文学以意义，实际上在定义文学。”

　　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更包含着一种话语权力、确立规范者地位的意义，书写当代艺术史的同时似乎也在朝着指点江山、执牛耳者的权力颠峰攀登。问题在于，凭什么你书写的艺术史能够占据话语的制高点？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方法来书写当代艺术史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信服？

　　遗憾之处在于，上述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历史一旦进入语言系统，只能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没有办法客观。”《江苏画刊》的副主编靳卫红认为。

　　除此以外，当代艺术史的书写还面临着真正的史实被掩埋起来、写作者无法发现或写作者由于手头缺乏某个资料，刻意用自己的逻辑方式将它串联起来等风险。“这里面存在很多不公平，只能留给别的人、留给将来填补。”靳卫红以吕澎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为例，“现在为止，它仍是记录中国当代艺术跨度最完整、包容量最多的写作，却还是证明了这个游戏的危险性。因为吕澎是当代艺术的参与者，他是当事人，当事人能不能够在这样的写作当中力所能及、客观地恢复历史的现场？可能比非当事人更难，也是我们写当代艺术史的根本性困难。”

　　当代艺术史书写的价值何在？

　　在传统认知中，历史书写无非两个功能，还原真相并提供价值判断。从当代人书写当代艺术史的角度看，受个人知识背景多样化、价值评判差异化、事实材料不全面性及缺乏时间沉淀等因素的影响，加之作者容易牵扯到复杂的人事纠葛里，真相与价值判断也在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就如李杨所说：“文学史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当代文学的写作到底能不能找到客观的标准？我们现在已经不相信能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有人说，或许整个时代的评判都是错误的，但历史最终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看历史，是发现历史越来越正确、越来越清晰还是越来越糊涂？至少我个人认为历史越来越糊涂，疑点越来越多。”如孙振华所说，既然提供不了超越一切的真相和价值判断，甚至连未来的正确性也不能确保，当代艺术史书写的价值何在？

　　“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参与、亲历众多历史具体事实和现象的人，至少在历史资料学的层面上，有责任提供艺术史写作的第一手材料。否则，隔了一代、两代以后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要花很大的劲去考证和猜测。”《美术研究》主编殷双喜将当代艺术史的书写看作在场者的责任。

　　“它可以满足人类遏制不住的好奇心，透视深层次的文化特质。”孙振华认为，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在不断追寻当代艺术的过程中也将形成多元化的思考和答案，形成丰富的知识积累，为未来提供更加开阔的眼界和多维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