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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希宁的诗书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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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厉运慧来源:中国文化报2023-03-20 07:53:53

          于希宁先生是具有诗、书、画、印和美术史论全面修养的学者型艺术家,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他亲历中国社会百年的沧桑巨变,肩负民族艺术传承、创新和发展的艺术使命,毕生致力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事业,为发展我国传统绘画艺术、培养美术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纪念于希宁110周年诞辰,“三魂共一心——于希宁诞辰110周年纪念展”于2023年1月4日至3月30日在山东博物馆展览。


          心游于艺研绘事

          于希宁名桂义,字希宁,1913年生于山东潍县一个书香世家。他天资聪颖,热爱书画,幼时随父习书,进入中学得丁东斋、刘秩东、侯卓如、张眺等师启蒙,闲暇之时又到同志画社吟诗作画,自此进入书画领域,一生笔耕不辍。弱冠之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学校,更得名师指点。受潘天寿老师“作画需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卓越之见识,渊博之学养,广阔之生活”的教诲,坚守一生。得黄宾虹、俞剑华、汪亚尘、诸乐三、顾坤伯、朱天梵等人亲教,系统地学习花鸟、人物、山水、走兽、书法、篆刻和美术史论等,修养全面。于希宁初始绘素即遍临山水、花鸟、人物、蔬果等各种题材,打下坚实基础。其早期山水力道劲挺,以摹古最为能事,工笔花鸟,严谨如宋人笔。中年以后专攻花卉,尤以画梅为宗,此时其半工半简语体臻于成熟。晚年创新求变,多创大幅作品,整株老梅拔地而起,高简豪放,迥异于古人,艺术创作进入金秋时期。于希宁就这样先工后简、由广及深地构建了一位花鸟画家的行踪。

          广收博取、精于传统而又创新求变是于希宁治艺道路的重要特点。从唐宋经典到青藤、白阳、石涛、八大山人皆用心钻研,上窥徐熙、黄筌,研袭崔白、林椿、吴元瑜等人工笔,并吸收近代赵之谦、吴昌硕等名家之长为己用。他自述:“我学习新罗的空灵含蓄,白阳的纯净流畅,青藤、石涛的水墨淋漓以及他们才华横溢的格调和创新精神。在兰竹的画法上,主要是受石涛的影响;在泼墨花卉方面则吸收白阳、青藤的营养。对前人的艺术,采取‘取其之长,舍其之短’的原则,而不是不加分析地盲目学习。”于希宁承袭先辈绘画精神,熔铸百家之长,走出了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于希宁作画从不墨守成规,其笔下传统题材别出新意。他主张不应盲目模仿前人的形式笔法,而应富有艺术个性与创作精神,这一做法深得黄宾虹的赞赏。黄宾虹曾在于希宁的绢本册上题云:“世称黄筌富贵徐熙野逸,明贤钩花点叶,逐兼两家之长。至陈老莲写双钩花鸟,秀劲古艳,独步一时,志存大雅。希宁学兄只此作近之。”

          于希宁作画重“写”不重“描”,往往大胆落笔,一气呵成,笔畅墨酣,亦有浑然之大气。他尤喜爱多层次的画法,通过笔迹的虚实光毛,刚柔迂缓和用墨的积、破、渲、染、浓、淡、干、湿巧妙营造多层次,层层推远,密而不乱,打破三线不能相交于一点的禁忌,在花鸟构图上别开生面。于希宁所绘凌霄、牡丹、玫瑰、紫藤等花卉,清新隽秀、婀娜秀润;黄瓜、扁豆、石榴、西瓜等蔬果,质朴醇厚、鲜嫩娇滴;所绘梅花,老辣精神、苍厚遒劲、刚而能柔、润而不枯。于希宁早期的梅花多作折枝,后期在毛泽东同志《咏梅》的启发下,试图以丹青赋予梅花以崭新的时代风貌,传递出一种苍老润腴、气势雄浑的生命力。


          修养全面赖力耕

          “书画同源”。于希宁的书法自幼受父辈熏陶,每当父亲提笔,他便立于一旁拉纸、研墨。幼时临习《颜家庙碑》《欧阳询帖》《成亲王字帖》等家藏名家墨迹与古拓片30余种。先后学王羲之、颜真卿、柳宗元、黄山谷、苏东坡,晚年多习孙过庭、怀素、陈道素等大家字体,真草隶篆兼攻。他的作品运笔工稳圆润、笔势开张、点画飞动、飘逸洒脱。于希宁言:“中国画要融书法之力度、节奏、韵律于绘画的气势之中。”他的山水用笔沉着不浮,落笔无往不复,这便是他从书法之中汲取的养分。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于希宁之诗启蒙于幼年,上海求学时得朱天梵老师教授诗词题跋,由此奠定基础。后因时境不济,少有提笔,诗意真正迸发于耳顺之年。于希宁晚年多赋诗,每画必题诗,甚至一画多诗。他说:“画面上的题咏,常是品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有机整体,诗和画有着互补作用,对体察作者创作动机和修养也有启发。”他认为诗可以弥补画面所受的时空限制,帮助画面更好地倾其思。他以诗入画,写意抒情、诗画相映,使两者达到完美统一。1996年《于希宁诗草》出版,精选了诗作300余首,佳句良多。

          于希宁一直坚持奏刀治印,以《十钟山房印举》为范本,先后摹刻秦汉印章500余方。跟随吴昌硕外甥诸乐三学习篆刻,远追秦玺汉印,研究李斯石刻、秦始皇诏版、汉魏碑额,临写甲骨文和大篆小篆,钻研明清浙、皖、吴派各家及西泠八家的篆刻作品,广涉猎,勤精进。20世纪40年代,于希宁多次往返于青岛、北京两地请教恩师黄宾虹,黄宾虹出示自藏的秦汉古印为其讲解观赏。征得老师同意,于希宁拓印58方,根据黄宾虹口述注明释文,1997年将其整理出版为《黄宾虹藏秦汉印拾遗》一书。于希宁曾为恩师刻“黄山予向”“宾虹之玺”两方图章,还为吴作人治印“师造化夺天工”,为李可染治印“师牛”“李”“可染”“革命圣地”,为叶浅予、黄永玉、劳丁、邹佩珠等多位朋友篆刻过印章。于希宁的篆刻作品格调秀劲浑厚、章法严谨、刀法多变,深受同道好评。

          于希宁垂拓本为兴趣使然,后转为史学之责任。前人垂拓研究聚于陶器、骨器、铜器等方面,且以往金石拓片多重文字、轻花纹,对石窟壁画垂拓研究尚有不足。他曾言:“我们今天需要将祖国的艺术向世人用各种形式和方法介绍,拓片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我国特有的技巧。”受此家国情怀驱使,动手弥补拓印之缺憾,遍访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北魏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做深入考察,深研永乐宫、敦煌壁画,绘制石窟平面图百余幅,并亲自拓片,临摹壁画。于希宁将研究成果出版专著,从“石窟浮雕形式”“石窟的石质与垂拓的关系”“敷纸与揭纸工作”“拓墨工作”等方面做详细阐述,引领石窟垂拓之先河。刘海粟在与于希宁的书信往来中提到:“多谢您寄来的拓片,真是雍容劲健,美极了!”

          “明道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于希宁从未忽视理论研究,他曾跟随俞剑华老师学习中国美术史,熟读史书,博通古今,并访问名山古迹,积累详细资料,用以进行美术史论研究。他曾言:“技术上的问题必须从理论上提高,多画只是一个方面。”他在反复的实践中获得认识,又以理性认识指导创作实践。于希宁出版多部著作,在广泛考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北魏石窟浮雕拓片艺术》《敦煌考察报告》《永乐宫混成殿元代壁画考察报告》《殷商青铜花纹沿革初探》等论著,弥补学术界缺失。《牡丹谱》《论画梅》《规格与自由》《中国画的用笔之道》《篆刻及其与书画艺术的关系》《从创作体会谈笔墨的虚实关系》等多部著述出版,为美术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于希宁先后在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开拓出一条诗书画印全面发展的教学道路,为山东高等美术教育工作奠定了极为深厚的基础。对于学生的困惑,他总是认真解答,偶遇不解,便广查资料,多方求证见解。于希宁不知疲倦地为学生做范画、编教材,培养出大批美术人才,桃李满园,硕果累累。于希宁的一生是一幅长卷,写满追求,写尽淡泊,耄耋之年他将几乎所有作品无偿捐献给社会,继续在美术事业上发挥光热。他纯粹执着地坚守中国艺术之精神。“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是他的座右铭,这种之于艺术的追求,也启迪着后生。借用蔡玉水夫人日记中的一句话怀念于希宁:“遇到您,我们是何其幸运。走近您,我必须抖尽身上的凡尘……”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2021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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