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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适两题泰戈尔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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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肖伊绯来源:收藏快报2019-02-14 09:25:21

            (1/3)图1 胡适题泰戈尔照片

            (2/3)图2 胡适题泰戈尔

            (3/3)图3 1924年5月,胡适与泰戈尔合影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一张有胡适亲笔题词的泰戈尔像照片(图1),在2013年的一次收藏品拍卖中,备受藏家瞩目与追捧,从原估价12万至15万元一路飙升,最终成交价竟高达86.25万元。应当说,这张照片成像清晰,保存完好,加之又有胡适的题词,其文化价值自然不可低估。胡适的题词,对这枚照片的诞生始末,交代得一清二楚,也直接为这枚照片增加了“含金量”。这张照片上的胡适题词如下:

          “太戈尔先生今年三月十九日旅行路过上海,在志摩的家中住了一天。这是那天上午我拍的太翁照片。小曼拿来放大了挂在家里作纪念,又嘱我题几句话,不敢不应,只好从命了。

          适之 十八·四·三”

          可以看到,这是继泰戈尔1924年应胡适、徐志摩之邀,正式访华之后,又一次来华。但这一次是经停上海,顺道访友,是更为私密的行程。胡适的题词,间接表达出了泰戈尔、徐志摩、陆小曼以及他本人之间的深厚私谊,一枚旧照,牵扯出四位名人,自然弥足珍贵。但殊不知,其实这并不是胡适为泰戈尔像的唯一题词,还有一张题词照片(图2),甚至在胡适题词后不久即被翻印出版。这另外一张胡适题词的泰戈尔照片,作为泰戈尔诗集的中国古诗体译本《五言飞鸟集》的首页插图,自然也有其特别之处。当然,有必要先简介一下这本书的具体情况。

          《五言飞鸟集》,民国二十年(1931)2月由中华书局印行,是一册颇为古雅的铅印线装本,印刷字体选用的就是当年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创制的“聚珍仿宋体”(这种特制字体为中国首获专利权的字体,是为后世“仿宋体”之祖本)。此书版式疏朗有致,框格内的古体诗行,让人乍一看,会以为是近人的古体诗集,而很难想到会是泰戈尔的诗集中译本。封面贴有签条,书名下竖排“太戈尔意,姚华演辞”二行八字,版权页则径署“译者姚华”。那么,姚华又是何许人也?

          《五言飞鸟集》的译者姚华(1875—1930),字重光,号茫父、茫茫、一鄂,贵阳人。光绪年间进士,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民国时期曾任国会议员,于诗文词曲、金石书画无所不通。当时,他是与齐白石、陈师曾齐名的画家,也享誉文坛多年。这样一位传统书画界大师级人物,为何又会为一位印度诗人翻译诗集呢?

          此书有叶恭绰、徐志摩二序,说明了这个中译本的缘起。叶恭绰序有云“民国十八年之夏,徐子志摩以姚一鄂五言飞鸟集相示”,可见此序系应徐志摩之请而作。徐志摩序作于民国十九年(1930)8月,则详细介绍了此书由来:“郑振铎先生从泰谷尔先生的几本英译诗集里采译了三百多首,书名就叫《飞鸟集》。他是语体的直译。姚茫父先生又把郑译的《飞鸟集》的每一首或每一节译成(该说“演”吧)长短不一致的五言诗,书名叫《五言飞鸟集》。这是不但文言而且是古体译的当代外国诗……郑先生看英文,不看彭加利(孟加拉)文。姚先生连英文都不看。那年(泰戈尔第一次来华的1924年)泰谷尔先生和姚华先生见面时,这两位诗人,相视而笑,把彼此的忻慕都放在心里。泰谷尔先生把姚先生的画带回到山梯尼克登陈列在他们的美术馆里,姚先生在他的莲花寺里闲暇地“演”我们的印度诗人的《飞鸟》。”徐志摩认为“这是极妙的一段文学因缘”,于是张罗出版,期望把这段文坛佳话留之后世。

          《五言飞鸟集》有图版两页。其一为泰戈尔像,原照片右侧有胡适手书:“太戈尔先生今年(一九二九)三月十九日路过上海,在徐志摩家中住了一天,这是那天上午我在志摩家中照的。胡适,一九二九·四·卅”。

          整张照片似乎光线朦胧,显出一种水墨画韵味,泰戈尔银髯飘拂,宽衣长袍,神态闲适。其实,由于照片是珂罗版翻印出来的,清晰度不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水墨交融的光晕效果,而边上的胡适题词则清晰挺拔,又与照片相映成趣。

          可以看到,虽然胡适在两张照片上的题词,前后相距27天;但泰戈尔像的拍摄时间却同为1929年3月19日。这即是说,当天胡适给泰戈尔可能拍了不止一张照片,胡适先题了图1送给陆小曼用于挂墙纪念,再题了图2送给徐志摩用于出版翻印。仔细观察两张照片,焦距一张较近,一张较远;但仍然可以辨析出,泰戈尔在拍摄中可能坐在不同的房间里。图1中可以看到的背景是竖列的、似乎是木质的某种家具或室内构件,还有沙发和沙发垫;图2中可以看到的背景则是中式椅子、书画镜框与盆花摆设。两相比较,图1中的室内布置,显然要西洋化一点,要现代化一点;图2中的室内布置,则要中国化一点,要古色古香一点。如果这两张照片,真如胡适题词中描述的那样,均是胡适亲自拍摄的话,那么,同一天同在徐志摩家中,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印度大诗人拍照,如何会有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的室内布置呢?

          这个疑惑,在看了陆小曼所作《太戈尔在我家做客——兼忆志摩》一文之后,便涣然冰释。文中提到,徐志摩与她接待泰戈尔时的种种准备工作,的确曾经为其准备过一个不同于中国风格,而接近于印度式的房间。她写道:“志摩当然比我知道得多,他就动手将我们的三楼布置成一个印度式房间,里边一切都模仿印度的风格,费了许多心血。我看看倒是别有风趣,很觉好玩。但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泰戈尔并不喜欢他们精心准备的印度式房间。她回忆说:谁知这位老诗人对我们费了许多时间准备的房子倒并不喜欢,反而对我们的卧室有了好感。他说,‘我爱这间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在这一间罢!’真有趣!”

          仔细品味照片中泰戈尔的表情,也似乎真的可以看到他在印度式房间中的那份拘谨,与在中式房间里的那份闲适形成鲜明对比。

          看来,由胡适亲自拍摄的这两张背景迥异的泰戈尔照片,就是在徐志摩与陆小曼接待这位印度大诗人时所抓拍的作品罢。否则,让远道而来的贵客,为拍一张照片,要换两个房间来摆拍折腾,恐怕于情于理,也着实有点说不过去吧?一切原本都在情理之中,一切又都因历史的细节而让人回味——泰戈尔、胡适、徐志摩、陆小曼等,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似乎就都凝缩在这三张泛黄的老照片中了(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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